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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毕业生“下沉”中学任教：“精英共同体”正在形成？）

　　图片来源：unsplash

　　在某种意义上，能在大城市的名牌中学就读，就等于半只脚踏入了“精英圈子”的门槛。而对选择任职名牌中学的年轻人而言，这也是他们扩充社会资源、保持文化资本实力的重要渠道。不可否认，优质学校生源的背后，有很多城市中产家庭，甚至更高层级的家庭背景，对这些家庭的孩子而言，高考可能不再会作为一种“人生逆袭”的途径，不论走哪条升学之路，稳住既有的阶层地位，或者能有一定程度上的提升，便已经完成“任务”。

　　近日，北大清华毕业生“扎堆”出现在深圳一所中学的教师招聘名单上，“20人中竟有19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3人是清北本硕连读毕业生，全部都是硕士及以上学历，甚至清华博士也加入了中学教师的队伍”。

　　在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高级中学官微发布的2020届毕业生拟聘名单中，20个录取者有19人毕业自清华、北大，其中有13人为清北本硕连读，另外1人为北师大本硕连读，20人均为硕士以上学历。

　　《中国青年报》评论：“越来越多的名牌高中不再局限在师范生中招老师，而是偏爱顶尖的综合类大学的高材生。”而且，这些中学招聘“从看重教育技术的层面，逐渐向看重教师综合素质、知识视野乃至人脉资源的层面转变”。

　　这固然可以看成深圳中学教育水平与人才实力的提升。解决深圳户口与较高收入，也确实是吸引北京优质人才南下的重要因素。之前，北京的人大附中等名牌高中招聘大量名校硕博任职教师，也一度令人惊愕。但从另一个维度看，全国多数中学却达不到这类名牌中学的“招聘层次”，与之相对应的学生发展状况，也令人十分担忧。在同个高考的标准下，普通中学的学生及其家长，面临更大的压力。

　　有人认为北大清华毕业生去当中学老师属于一种“下沉行为”，但即便刨去就业压力与深圳的优厚待遇，他们选择去名牌中学教书，也未尝不是一条很有前途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名牌中学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之间，逐渐形成一个“精英共同体”，这其中既有知识层面的交流，也有现实利益之间的融合。

　　如今，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教育资源与社会阶层之间的正相关联系，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英国教育学者萨莉·鲍尔在《教育与中产阶级》一书中点明：“教育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有现实依据”。尽管其研究的是英国中学的问题，但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已经出现了与发达国家类似的教育现象。这是资本驱动的社会中难免出现的状况，只是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还未完成，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还较强。

　　萨莉·鲍尔还研究了一些反面案例。比如，个别优秀中学生冲击牛津、剑桥等名校失败后，便陷入了巨大的焦虑中，甚至有人需要求助心理医生。著名的系列纪录片《人生七年》中，记录了一个年轻人真实的成长经验：出身英国中产家庭的尼尔在中学时成绩优异，但申请牛津大学失败后，只读了一个普通大学，从此一蹶不振，人生逆转直下，到中年后成了流浪汉。上述理论研究与真实案例都证明，“名牌中学—名牌大学—社会精英”之间存在直接关联，而那些跌出这个逻辑闭环的人，其自身恐怕都难以释怀，难以挣脱失败经历的阴影。

　　出身中产家庭的尼尔在青春期时患上精神疾病，从大学辍学，成为靠政府救济流浪汉。《人生七年》

　　在某种意义上，能在大城市的名牌中学就读，就等于半只脚踏入了“精英圈子”的门槛。而对选择任职名牌中学的年轻人而言，这也是他们扩充社会资源、保持文化资本实力的重要渠道。不可否认，优质学校生源的背后，有很多城市中产家庭，甚至更高层级的家庭背景，对这些家庭的孩子而言，高考可能不再会作为一种“人生逆袭”的途径，不论走哪条升学之路，稳住既有的阶层地位，或者能有一定程度上的提升，便已经完成“任务”。

　　对大城市名牌中学的就读生而言，升学大致有两条清晰的路径：一个是按部就班地在国内高考，一个是就读国际班，走海外名校留学之路。如今，很多名牌中学都有自己的国际部，而且升学率颇高。据北师大实验中学国际部官网显示：“2019年毕业生被美国前三十名大学录取比例首次突破90%，99%的毕业生被美国前50名大学录取。”比2018年提升更多，学校的国际化程度与学生被录取率一直在提高。翻看其他一线城市名牌中学的“战绩”，大多与此类似。包括笔者的母校——济南的山大附中、山师附中，招聘教师的学历学校背景也愈发出色。不难想象，面对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学校招聘方有理由相信，他们拥有更多“精英圈子”的资源，还能帮助学生解决很多“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成长误区，而这也是学生家长格外看重的。

　　与此同时，他们任职教师后，也能接触大量精英家庭的孩子，接触大量优质的社会资源，进而实现双方的共赢。正如法国思想家布迪厄在《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一书中所说，“教育机构被资本和权力划分为一个个场域，学生在名校中也直接受到社会精英的垂青和赏识，学习能力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正相关”，经过师生之间的资源与利益互动，其内部的黏合会愈发稳固。

　　布迪厄笔下的欧洲社会的诸多景象，正在以翻版的模样在当代中国轮番亮相。而在美国，这些现象早已出现，甚至比欧洲的问题还要严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在2017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最富1%家庭的子女考入常春藤名校的机会是穷人子女的77倍”，学生的教育水平与家庭的阶层地位有明显的正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布迪厄十分看重资本与习性在不同场域中的角色，尤其是文化资本与社会话语权之间的关联。相比经济与政治资本更加直观的呈现方式，文化资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更容易被人忽略。

　　《国家精英》中指出：“引导学生在高等教育机构空间分布的差异化原则存在于学生的习性之中，而习性则是与继承所得资本的总量以及这个资本的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布迪厄分析了习性与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揭露出高等教育与阶层分布之间的密切关联。比如，一个学生的消费偏好、阅读兴趣甚至穿衣风格，都能呈现出其背后的阶层文化，这些倾向受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直接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充斥于高等教育中，还借助名牌大学的主导的话语权，从上到下地影响着整个教育格局，这个模式在名牌中学的圈子内依然可行。

　　这些影响十分缓慢、隐蔽，即便身处其中的师生，也未必能洞悉其中的奥秘。比如，一个从小在城市中产家庭长大的孩子，可能很难意识到课外培训班是一种宝贵的学习资源，甚至会对其产生厌烦心理，但对那些在穷困农村读书的孩子而言，能有人在课外给自己开拓视野、能获得课本上不一样的知识，就能窥见更新鲜的世界。这种观念上的巨大差异感，只有个体在面对环境异变时才容易察觉，比如湖南卫视《变形记》里的各种城乡互换。

　　《变形计》是湖南卫视打造的一档生活类角色互换真人秀节目。节目结合当下中国的社会热点，安排两位生活经历与成长环境截然不同的主人公体验人生互换。《变形记》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定的场域里，习性与文化资本的确保持着同构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黏合在一起后，虽然在一个场域内存在竞争关系（比如名牌中学的成绩优异者，在冲击顶级名校时存在一定的比拼，或哈佛耶鲁，或清华北大），但从这个场域之外来看，他们依然保持着很强的黏合性，甚至可以超越大学校友的黏合程度，并扩散到教育以外的诸多领域，比如就业、理财、择偶。不久前，某网上相亲平台就发布过人大附中校友的专属相亲活动，有人还说，“相亲问对方哪个中学毕业的，比哪个大学毕业的更重要”。其中所隐含的，就是中学环境更能说明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

　　只是，当舆论密集关注一些名牌高中吸引北大清华毕业生任教、名牌中学专属相亲的同时，不妨把视线下沉，去看看更多缺乏优质平台与资源的学校，关注下那里的学生的求学现状与未来命运。大城市名牌中学的形象固然光彩照人，但更多基层的中学（尤其是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县中、农村中学）仍存在严重的优秀师资不足、学校财政匮乏的问题，而其中的学生也格外需要优质资源的帮助。实际上，教育在中国不仅扮演着传承文化的角色，更有助推阶层之间合理流动的意义。如何更好地配置教育资源，让匮乏者不感到困苦，让困顿者获得希望，是我们更需要深思的问题。

　　本文转载自“南都观察家”，作者黄西蒙。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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